三千里：老家轶事（献给父亲）

------献给父亲

（一）
老家在浙江缙云。父亲在世时，时常说起。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，父亲也带着家人回去过几次。
那时交通很不方便，从重庆出发，要坐好几天的车才到金华，还要再转车，再到缙云，到了县城，还有三十几里的路程。记得在六几年，有一次哥哥跟父亲回去，到了县城，汽车收班了，他们走路回去，哥哥担着一挑东西，那时侯他还小，还在上初中，他说，一路上，看见好多的牌坊，都是功名牌坊，他回来说起，这给我很深的印象。
父亲是1909年3月16日出生，应该是在清朝。我们小的时候，父亲常说起老家里的事。我们的祖祖是清朝的举人，爷爷是秀才，但到了爷爷那一代，就衰落了。因为爷爷在中年时得了很严重的眼疾，一直未愈。为了给爷爷治病，婆婆把二伯卖出家当和尚，把姑姑卖给人家做童养媳，父亲当时只有11岁，读了几年私塾，也不能再读了，就跟着人家学裁缝。
父亲常说，那些年家里很穷，喝的稀饭可以看见人影。父亲戏称那是镜子稀饭。
学裁缝几年以后，父亲已经当了裁缝店的伙计，这时候，北伐战争开始了。当时已经是民国了，有人还想称帝，恢复封建帝制，凭着年轻人对新世界的向往，父亲投入了北伐。


（二）
在父亲的心里，一直装着老家。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，他就经常教我们说家乡话。教得最多的一句是：没有菜，饭也要契饱。
父亲是抗日战争时期随国民党部队进川的，到了重庆。北伐战争期间，他因为读过私塾，有点文化，又写的一手好毛笔字，到部队后就当文书，后来从事通信工作，维护电话交换机，电台，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，都一直在部队上的做通信技术工作。抗战中，我知道的有他参加过武汉保卫战，独山保卫战，在他的头上，还有日本军的子弹留下的伤疤。后来，他随部队到了重庆。
抗战结束，父亲就离开了国民党部队，在重庆的交通运输系统从事通信技术和管理。其间，他培养了很多人，包括解放后大型国有企业的通信科长，通信技术主任等，都是他的徒弟。
父亲思乡心切，临解放时，他已经四十岁了，想回老家定居，于是决定离开他的工作单位，领到了一笔支迁费。妈妈说，父亲领了钱，又不想走了，他想做点生意，再回去，荣归故里。妈妈当时很年轻，也说服不了他。
那时候，贵州的食盐紧缺，父亲就把重庆的食盐贩到贵州去，做起了盐生意。应该说，父亲是在重庆的最早的浙商。
但那时国民党大势已去，政界腐败，兵荒马乱，社会治安极其不好，一次在川黔交界的松坎附近，父亲遇到了棒老二（土匪），运的盐全部被抢个精光，人也受了伤，听妈妈说，最后是运货工人用独轮车把他推回来的，好歹算保住了一条命。


（三）
老家是一时半时回不去了，因为当时重庆根本没有到浙江的铁路和火车，回老家需要一大笔盘缠。后来父亲就到了江口，同样干起了他的老本行---通信。
江口是綦江河注入长江的交汇口，四川最早的铁路就从这里通到綦江县，有六七十公里，主要把綦江的煤矿和铁矿运到重庆给重钢。这时已经是解放了，父亲要负责江口站区的电话电报设备和会议设备的维护，还要负责几个铁路车站的通信设备和区间的电线路。妈妈在铁路地区食堂工作。
我们家兄弟姊妹比较多，除哥哥外，我们都是在解放以后出生的。那时候家里生活很好，记得每天一清早，经常有哥哥的同学来等他去上学，妈妈都会给同学一个大白面馒头吃。
在江口，我们家门前是一块坝子，坝子边上有一棵高大的皂角树，坝子中间是一条路，路的两边长着两行梧桐树，有碗口粗，我们常爬上梧桐树玩，但皂角树不敢爬，因为太高大，还有刺。
夜间，常听见路上有很多嘈杂的脚步声，那是铁路上的装卸工路过时发出的声音，只要火车一到，他们都要赶紧去装车卸车。
大家都很忙，父亲也很忙，经常是到了晚上都回不了家，于是，妈妈就叫我给父亲送饭。那时晚上几乎是天天都要开电话会议，父亲要值机，我就守在父亲身边。我那时候只有七八岁，看着满屋子开会的大人说话，他们好象都很有精神，而我经常是守着守着就睡着了。


（四）
大人们开会的事情都记不得了，因为好多都是在睡梦中度过的，而会议完后，又往往是被父亲背着回去的。但惟有陪父亲查线的事情，记忆中仍然是那么清晰。
父亲除要维护室内通信设备外，还要负责几个铁路区间的电线路。那时候的电线路全部是架空明线，就是电杆上架设有很多对铜线铁线。这些线平常不太有事情，但往往刮风下雨，问题就来了，电线容易混线断线。造成电话不通，电报中断，父亲就要去处理故障。
不知道是父亲年纪大了，妈妈不放心，还是父亲有意要炼炼我们，往往晚上有故障，父亲就常要带上我们。
哥哥陪父亲查线的次数比较多，听说有一次查完线，回来的路上，走着走着，他差点掉进明渠（老式铁路的排水沟，在两根枕木之间）。原来是他走路时睡着了，幸好在掉下的瞬间惊醒，他双手撑住了两边的枕木。在我们成年以后，父亲经常还笑话哥哥，说老大老大瞌睡大。
后来父亲有时候也叫我，记得有天晚上父亲把我从被窝中叫醒，我陪父亲出去，走到野外，漆黑一片，父亲打着手电筒，借着微弱的手电光，顺着电线一根一根的杆子看，我跟在后边，既紧张又好奇。走到一片山坡，到处是坟堆，荧荧的亮光，我以为是鬼火，父亲告诉我，那是磷火。电线路有的在山上，有的沿铁路，黎明时分，我们走到一个山顶的悬崖边上，终于找到了故障点。我看见父亲爬上高高的电杆，晨曦中天空上父亲那高大的身影，至今还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处理好故障后，我们到了庙鸡铁路养路工区，善良的工区炊事员为我们煮了早饭。我端着一碗白米饭，喜滋滋的蹲在工区坝子里正准备吃，一只雄赳赳的大红公鸡跑过来，猛的一口向我啄来，我双手把碗向上一扬，鸡嘴刚好啄在我脖子上，哇-----啄出一个大口子，血当时就流出来了。


（五）
儿时记忆中最深刻的要是除夕，晚上，一家人围坐碳火。
这时，父亲往往要讲老家的事情。讲得最多的是婆婆，婆婆姓窦，是小脚，认识字，爷爷病后全靠婆婆撑起这个家，好多次过年时家中没有米，也都是婆婆去借。也讲到出家当和尚的二伯，到建德帮人的大伯三伯，送给人家做童养媳的姑姑，到解放初还没有音信的小叔。这时，父亲的眼角，往往会噙着泪水。

（小叔后来找到了，他抗日战争在国民党部队与日本鬼子作战时受伤，打断了腿，被送到贵州李家湾荣军医院，日本投降后，他一直在医院养伤。解放后，国民党的军队跑了，他因为是残疾人，留在当地，寄养在一个老乡家，一直没有结婚，也没有钱回老家。后来，爸爸带我去见了他。在贵州八面山的一个农家小院里，我看见一个清瘦的老人，长相好像爸爸，但是他的眼睛里，没有爸爸的那种精神，岁月啊。）

父亲也讲那时村里的事。村里的人崇文，也习武。一旦有人中个什么的，全村人都要庆贺；但是如果同村人有受欺负，村里的人都会抄上家伙，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。说到激动时，父亲往往会撸出胳膊，说是让我们也会一点，不受欺负，这时，他会比上几个招势，有一些动作我至今还记得。
但父亲教我们最多的是唱歌。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”应该是最早的，我们都很小就会，他还教我们“游击队之歌”，“唱支山歌给党听”，常常是他领头，起音，打拍子，大家跟着唱，至今还想得起唱歌时那铿锵节拍的感动下我们的心情。后来哥哥说，有一次他在江口铁路地区礼堂看演出，看见过父亲剃一个光头，在舞台上高唱“我的祖国”：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，，，，，，
这些歌，父亲在老年时也经常哼唱，在他九十岁生日那天，哥哥和他同唱“渔光曲”，令满场人动容。至今，那缓缓的，如泣如诉的歌声好象仍在耳边回响。


（六）
其实父亲是相当严厉的。我们家小孩从小一清早就有三件事：练字，读书，跑步。不论是老大老幺，不论是儿子孙子，只要你是孩子，只要你在他身边，几十年一贯制，概莫能外，他都要管你。他经常挂在口边的是：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。少小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言必行，行必果。今日事，今日毕。
他自己起的很早，给我们磨墨，一边看我们写字，一边纠正我们的姿势，写完字，然后就是读书。天刚蒙蒙亮，他就叫我们跑步了。孩子们都出去了，他就拿起长长的叉头扫把，在院子里很认真的扫地，然后扫大家都走的石板路，一直扫到马路边上。
执行父亲指示最认真的应该是我弟弟，要求跑五公里，一般他都要跑十公里，有时还要多。在他的带动下，有几个小朋友也参加了弟弟跑步的行列。弟弟出生后就遇到三年自然灾害，体质不太好，上学后又是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没读什么书，但他78年能够和哥哥一道成功高考，并能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，读硕攻博，成为当时四川省最年轻的医学教授。（那时重庆市还没有直辖）并在哥哥的帮助下，通过十多年的努力，做出了世界第一的发明，我想，这与他儿时的经历和磨砺是分不开的。
父亲有一把戒尺，那是他做衣服用的尺子，竹制的，有一尺多长。我们小时候家里的衣服都是父亲做的，他自己裁，自己缝。小时候，戒尺在我们犯错误的时候就派上新用场了，成为了刑具。但凡是母亲告状或我们学习不认真而出现问题，父亲往往是一声喝令：跪下！父亲从不打其他地方，只打手板，自己报打几个，当然要根据错误的严重性。哥哥比较怕痛，一般都报得少，于是父亲就说，少了，还要加，被迫增加一二个，但往往都不能过关。父亲打手板是真打，哪怕就是打二三个，也要叫我们痛几天，往往在这个时候，母亲都会来求情，但又往往没有用。


（七）
父亲是严厉的，在我们眼里，是一种威严。邻居和单位的叔叔们都很尊重他，在我们心中，有一种骄傲。
有一天，在上学的路上，一个小朋友问我，你爸爸是党员吗？当然是，我回答。过了几天，那个小朋友又找到我说，你爸爸不是党员，并且语气很肯定。怎么可能？我回去问父亲，父亲没有回答。当时我才上小学三年纪，小小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，我也没再问父亲，也没有去找那个小朋友说什么，反之心中有一种异样的感觉：我爸爸这么好，怎么会不是党员呢？
真正明白是到“文化大革命”，那时我刚顶替父亲参加工作。当我看见父亲被“造反派”押上舞台，我明白了，父亲是国民党，是伪军官（其实他一直是从事技术工作的军人，并且抗战结束就离开了国民党部队），父亲和其他的走资派一起，被戴上高帽子，被人们喊着“打倒”什么的，，，，，，
晚上父亲没有回家，听说被关在“牛棚”。我想起有一年涨大水，把家淹了，父亲从外地回来，什么话也不说，晚上，我发现在我们临时居住的小屋的床席下，有一根绳子，我就把它藏起来了。我真担心父亲想不开啊。
第二天，我去开斗争会的地方看，发现父亲在担水，他和那些走资派一起，从江边担水到批斗他们的地方。他们是一人担一段路，互相间好象不能说话。
后来，父亲被安排到火车站刷信号机的油漆。每天天不亮他就出发，晚上很晚才回家。后来有人告诉我，你爸爸的油漆刷得很好。


（八）
退休后的父亲从此就干起了信号工的工作，并且还担当起电务领工区的杂务。早上，向毛主席老人家“早请示”以后，就被安排干各种各样的活，“造反派”想起的时候，就把他和其他“坏人”弄来批斗一回。不过，做事情父亲从来都很认真，扫大院，他会把杂草落叶扫成一堆，然后点上火烧掉，再清除干净。水管子的笼头处没有洗手池，水直接流淌到地上，洗手洗碗时水会溅在鞋子裤子上，父亲就用砖头和水泥打了一个池子，便于大家洗手洗碗。
那年冬天，天气冷了，单位上要买木炭，因为他们找不到买的地方，并且需要父亲当搬运。他们派了一个复员军人与父亲一路去，复员军人姓郭，三十多岁，是川北农村出来的，说话很“冲”，是“造反派”的一个小头目，大家叫他“郭保长”。
那是在綦江河上游的一个地方，要过河，母亲不放心，叫大妹和弟弟陪父亲一路去。
他们在一个叫冬笋坝的小站下了火车，到了河边，由于冬天枯水季节，没有船，当地老乡都是淌水过河，父亲告诉郭，水不深，可以走过去。父亲就把裤脚卷到大腿上，准备背弟弟过河，弟弟那时才八、九岁，不让父亲背，自己脱了裤子，跟着父亲就下水了。河水很冷，大妹也跟着下了河，他们没走几步，就听到“郭保长”在后面惊喳喳叫起来：哇------他妈的老头，你要冷死我啊！你跟老子肯定是晓得没有船，非要把我骗到这里来。你回来背我！
大妹后来告诉我，看着瘦骨嶙峋的老父亲背“郭保长”过河，当时她真想把那家伙杀了。不过郭最终也不得好，听说后来犯罪被判了刑，在监狱里劳改时死了。


（九）
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的那几年，父亲就是这样默默的度过，谁安排他做什么事情，他都做，并且很认真的去做。我总觉得，他心中装着什么。
几年后，他和大部分“走资派”一样，解放了回到家里。他又操起他的长竹丫扫帚，扫院坝，扫石板大路。早上也是早早的把大家叫起，练字，学习，跑步。那几句“少小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”的口头禅，也同样是挂在孩子们的耳边。
其实我们家的孩子读书都是很努力的，成绩也很好。哥哥和我都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前考入初中的，都是全年级的一二名。记得刚上初中时，有同学告诉我，你小学升初中考试的作文，还被县委书记拿到其他学校当范文读。我现在还记得，当时考试作文的题目是“你最难忘的事情”，我写的是与父亲一起半夜查线的事情。
家里最聪明的是哥哥。他有三个特点，一是个子高大，应该是他小时候家里生活比较好；二是特别聪明能干，除了成绩好，初中时他就是学校的体育部长，足球队长，游泳队长，从小我受其他孩子欺负，都是他帮我打架，从没输过；三是比较懒，灾荒年不供应大米，母亲带我们到太公山上的农民地里挖红苕，作为居民的口粮，还要自己背回来，山很高，要走十几里路，经常是我背到家了，他还在半路上，我去接他。
哥哥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初中毕业的，那时侯家里已经很穷，他报考了中专-------北京邮电学校。一是因为能尽快工作，二是因为父亲是做通信的。可是录取通知书下来，是一所高中的，还是备取生，就是别人不去读你才可以去。那时刚开始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，很多老师都不理解，有很多比较差的学生都录取了，这么好的学生怎么就成备取生呢？后来那所高中学校通知他去，他不去了，好多老师找他做工作，以为他赌气，都劝他去，他说，家里穷，弟妹多，他去找工作，让弟弟妹妹们多读书。


（十）
哥哥的决定，父亲也没说什么，于是哥哥就去找工作。

他到一个工厂做临时工。这是解放前国民党的一个兵工厂，规模比较大，哥哥先是在工厂当搬运抬条石，后来打防空洞。由于哥哥工作努力，不到半年，就被工厂正式招收为学徒工，工种是铣工。

这时“文化大革命”已经开始，学校都已经“停课闹革命”，我刚刚初中毕业，也没能继续读书，恰逢父亲退休，铁路上有顶替，父亲和母亲就叫我顶替到铁路上班。临去上班的那天晚上，睡觉时我想到从此不能读书了，蒙在被子里痛哭了一场。

上班后，每逢礼拜天，哥哥和我都要回到家里。除帮助母亲做些家务外，空闲时间，父亲就叫我们俩和他下象棋。

父亲下棋是高手。在江口我们还很小的时候，就喜欢看父亲下棋。当时我还没有上学，我和哥哥就经常对弈了，在我记忆中，最先认识的字就是象棋里的车马炮了。

父亲下棋很认真，不许悔棋。最初我和哥哥都下不过他。

我工作的地方离家比较远，平常回不了家，晚上没事，就和一些同事下棋。记得车站有一个从分局机关下放的干部，象棋下的很有套路，我常向他学棋，有时他还把我叫到他家里下棋。（这位老师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担任了分局局长和铁路局副局长）

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我回家再和父亲下棋，父亲就下不过我了。尽管他仍然认真，但也经常输给我。这时父亲会特别高兴，会很兴奋的对我说，老二的棋艺长了！老二的棋超过我了！

这以后，每每回家，父亲会把我带到他的象棋朋友那里，让我和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将对弈几局，当对方败下阵来连声称赞时，父亲会发出很爽朗的笑声。

（十一）

文化大革命结束后，哥哥和弟弟都考上了重庆的大学，我也调到重庆机关技术部工作。父亲看见我们的进步，他总是乐呵呵的，每次回去他都要询问我们的工作和学习情况。我没有能够参加高考，后来就自学，父亲很支持我，当《四川日报》登出全川第一批自学考试毕业的700人名单时，父亲拿着报纸，到我们读初中的学校，非常兴奋的告诉那些教过我们的老师。

后来我调到铁路分局工作，哥哥也在一个单位担任技术科长、总工程师、厂长，弟弟也读了硕士、博士研究生，并且在研究一项很重要的医学发明。

发明需要制造设备，弟弟是学医的，哥哥是学机械工程的，父亲对哥哥说，你是老大，你支持老五吧。父亲一向是军人作风，在我们的工作上，他平常是听的多，说的少，但一旦说出的话，是不容改变的。于是哥哥就辞去了国营工厂厂长的工作，停薪留职，没有一分钱报酬，全身心的支持弟弟，最终制造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医疗设备。

父亲一方面对我们要求很严厉，一方面又尽量减轻我们的负担，我们家的很多孙辈的孩子都是回家去由父亲和母亲帮助带大的。我哥哥的第二个小孩，出生后没有人带，回到父母亲家时只有几个月，很瘦，父亲每天早上都走几公里路到园艺场给他打牛奶，这个孩子学的是火箭专业，现在已经是中国兵器研究院教授级高工了，现在想起，也让我感念父亲和母亲的付出。

（十二）

父亲是2000年去世的，九十一岁多，距现在已经十五年多了。

父亲去世后，母亲也带我们回过几次浙江缙云。老家还有表哥表弟在，他们都住在县城。他们的儿女们的景况也都不错，有的在北京工作，有的在县城里开公司。老家距离县城有三十多里，叫大源，一条小溪，环抱一个村子，周围是成片的竹林。老家的房子已经有上百年了，现在是远亲在居住，门前有一口水井，很清澈，现在还能够饮用。房子的旁边有一个牌坊，是父亲的爷爷中举人的牌坊，“流金后世”，几个金色的大字让我们看见祖辈的努力。

父亲的爸爸妈妈的坟墓在村子对面的山上，母亲领家人在清明节的时候去祭拜过几次，有一次扫墓时纸钱烧多了，火花在竹林树林中飞舞，我们正担心火灾，突然下起一场雨，把余火扑灭。我们都非常惊奇，是先人显灵了吧，余火刚刚扑灭，大雨就停了，现在想起来，也真觉得神奇。

（十三）

老家缙云县城东7公里处，有一个仙都山，自隋代起闻名于世。仙都风景区分布于东西约10公里的练溪两岸，由姑妇岩、小赤壁、倪翁洞、鼎湖峰、芙蓉峡等游览区组成，计有72奇峰，18处名胜古迹。2000年被评为国家首批AAAA级旅游区。

仙都山上有一个黄帝祠宇，前身称为缙云堂，约建于东晋成帝咸和——咸康年间（公元326—342年）。唐天宝七年（公元748年）唐玄宗李隆基敕改缙云山为仙都山，为江南百姓祭祀轩辕黄帝的需要，改建定名黄帝祠宇。由著名小篆书法家，时任缙云县令的李白叔父——李阳冰撰额。

相传轩辕黄帝统一天下后在缙云仙都炼丹升天，几千年来，缙云逐步成为南方黄帝文化传播和辐射的中心。与北方陕西黄陵遥相呼应，形成了“北陵南祠”的格局。从1998年始，缙云每年举办两次祭祀大典，分别在清明节和重阳节，迄今为止已经连续举办了30余次较大规模的祭祀活动，缙云黄帝祭典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缙云黄帝祠宇成为中华儿女寻根问祖的重要场所。
——老家，是我心中不能忘记的牵挂。

亲情最动人！

再过几天，妈妈就要回浙江老家
http://newbbs.99zigong.com/forum ... 72&fromuid=1963
(出处: 99子宫网大论坛)

不能忘记。

明天是我父亲110岁生日，他已经走了十八年了，祝父亲在天堂快乐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