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十年前的一次征文

1932年11月1日，商务印书馆办的《东方杂志》为纪念创刊30周年，发起“一九三三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”的征文活动，向全国各界著名人士遍发通启，就以下两个问题征询答案：
一、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？（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。）
二、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？（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。）
通启发出四百余份，收到一百六十余封答案。有些完全是乌托邦式的幻想，有些干脆就是一篇社会改良设计书，有些答案比较悲观，有些答案颇为有趣。八十年后读起来，仍饶有兴味，掩卷遐思，有着难以言说的感慨。
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的答案在乌托邦梦想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：“我梦想中的未来世界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，全世界成为一个大联邦。这大联邦内没有金钱，没有铁血，没有家庭，没有监狱，也没有宗教；各尽所能，各取所需；一切平等，一世自由。而我们中国呢，当然也是这个大联邦中的一个部分，用不着多讲了。”
银行家俞寰澄的梦比柳亚子要具体一些：“我想未来中国，一定是个联邦社会主义的国家，连高丽、台湾，或者日本都包括在内。未来两字是无穷无尽的，我希望实现在三十年之内。”
外交是现实和严酷的，外交部长罗文幹即使谈梦，也是现实的：“政府能统一全国，免人说我无组织。内争的勇敢毅力，转用来对外。武官不怕死，文官不贪钱。”
大夏大学教授梁园东：“我梦想中未来的中国，包含下列几种元素：第一，我梦想我们的社会，成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……我们现在什么都依赖政府：让他‘强’我们，要他‘富’我们，而政府内说是要富要强必先‘训’我们（此指国民政府的“训政”，1931年5月通过了《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》——编者注）。但是结果上他们又觉得孺子不可教，以为非管束住我们，他们不能干。然而社会是管束住了，政府还是干不好……第二，如果政府是不得已的，那么我就梦想一个政府，他至少是一个不怕人讲话的政府。……怎样才能有这样一个政府？我梦想它。”
与教授们相比，艺术家则比较悲观。小说家巴金答道：“现在的这种环境中，我连做梦也没有好的梦做，而且我也不能够拿梦来欺骗自己。‘在这漫长的冬夜里’，我总感到冷，觉得饿，我只听见许多许多人的哭声，这些只能够使我做噩梦。”在回答“梦想的个人生活”时，他说：“我的希望是什么？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，写我愿意写的文章，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，不受人的干涉，不做人的奴隶，不受人的利用，靠着自己的两只手生活，在众人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，不掠夺人，也不被人掠夺。”
小说家老舍：“我对中国将来的希望不大，在梦里也不常见着玫瑰色的国家。即使偶得一梦，甚是吉祥，又没有信梦的迷信。至于白天做梦，幻想天国降临，既不治自己的肚子饿，更无益于同胞李四或张三。”
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从自编的《看云集》摘了两句话作答：“信仰与梦，恋爱与死，也都是上好的麻醉。能够相信宗教和主义，能够做梦，乃是不可多得的幸福的性质，不是人人所能获得。”
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：“绝对的开明专制的阶段是必须的（民国时期，军阀割据，社会上有久乱求治之思，因而曾兴起一股歌颂开明专制、甚至法西斯的思潮——编者注），中国历史上当得起这个名字而无愧色的只有秦政，然而他是失败了。以中国之大，真的专制之治本不容易，加以近代思想之庞杂，国际关系之错综，更不容易。况且我们的英雄又不知在何处，所以假使我有了梦，也只是大大小小的噩梦。这明明与我自来怀抱的理想相反，但我觉得中国无救则已，有救大约非走过这一阶段不可。至于谁来干这桩大事情，反正不会是我们，我不配说话。”
开明书店编译所长夏丏尊：“我常做关于中国的梦……惊醒时都要遍身出冷汗。梦不止一次，姑且把它拉杂写记如下。但愿这景象不至实现，永远是梦境。我梦见中国四万万人都叉麻雀（即麻雀——编者注），最旺盛的时候，有麻雀一万万桌。”


暨南大学教授张相时用一段故事讲述了他的中国梦：“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重重压迫下苦战了五十年，于1983年建立了一个理想的、真正平等的、和平的新国家。在新社会生活的中国人，每天工作三小时，便能得到很丰富的物质享受，他们的社会情调到处都呈现着音乐的、美术的和诗歌的和谐。但他们并不因此懒惰下去，他们利用有余的时间，下了一个动员令，要把全国所有的大江小河的两岸和河底都用青石砌成，目的是使全国境内不见一滴污浊之水。”
翻译家查士元把中国的未来寄托于宗教：“未来中国的国民，应各有一个健美的宗教心，即信仰。没有信仰的个人，其努力不待说是放纵的，害社会、伤国家的。有了信仰，思想上即有许多差别，但各人将都能出其优长之处，来装饰一个国家。”
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的愿望则很朴素：“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件便是：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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